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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上亿元深海养鱼,值吗?

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六边形结构的深水网箱,高71.5米,直径70米,全部潜入海水中时,养殖水体可达9万立方米,相当于204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。从空中俯瞰,像一把黄色的巨型大伞倒置于水面上——这就是“深蓝2号”。它投入使用后,将成为国内应用海域最远、适用水深最深、养殖水体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网箱装备,最多一年可养殖1800吨三文鱼。今年1月9日,“深蓝2号”在青岛出坞,这一“大块头”的设计养殖容积是 “深蓝1号”的近两倍。
 
  同一时期,在珠海海域,全球首艘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“国信1号”,正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。这艘船大小堪比航母,船长约250米,相当于6.6个波音737客机首尾相连,内置15个养殖仓。养殖工船是一个移动的水产养殖与加工厂,养殖的大黄鱼达到商品规格后,经过吸鱼、预冷等一系列工序,不到1个小时,便可将其装箱,随后运输至码头,卸货销售。养殖工船常年随季节和水温变化游弋在海上,为大黄鱼寻找最适宜的海水环境,养殖周期也可缩短1/4。
 
  近年来,中国深远海养殖发展火热。今年2月发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,支持深远海养殖。去年,“建设现代海洋牧场,发展深水网箱、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”也被写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。
 
  国内沿海多地在探索深远海养殖的不同模式。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2023年年底,中国已建成重力式网箱2万余口、桁架类网箱40个、养殖工船4艘。但与此同时,多位受访专家提醒,国内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还在探索初期,目前正在运行的大型养殖装备多是“1号”项目,意味着运营企业仍在探索如何可持续发展。深远海养殖成本高、风险大,地方需要更科学地评估其社会、经济和生态效益,避免一拥而上。
 
  装备驱动的深海养殖热
 
  中国此轮深远海养殖浪潮,是从“深蓝1号”开始的。2017年,挪威三文鱼生产商萨尔玛集团设计的深海半潜式智能网箱“Ocean Farm 1(海洋渔场1号)”,在中国青岛制造完工。受挪威启发,中国自主研发了桁架类智能深水网箱“深蓝1号”,2018年建成,开始在黄海离岸120海里的区域养殖三文鱼。
 
  此后,国内掀起深远海网箱研发、建造、试验或应用示范热潮。近几年,海南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对桁架类网箱和养殖工船给予1000万元至1.5亿元的补助。2018年以来,“德海1号”“澎湖号”“福鲍1号”和“经海系列”等40个桁架类深水网箱开始陆续出现在海面上。
 
  2022年5月,由青岛国信集团打造的“国信1号”交付运营。随后,深圳在这一年宣布,计划打造4艘10万吨级的深远海养殖工船。2023年,广东珠海称,计划在未来5年内,建造8~10艘养殖工船。此外,去年5月起,国信集团开始建造“国信2-1号”“国信2-2号”,准备将养殖工船升级为15万吨级别。国信集团宣称,未来5年,将陆续投资建造50艘养殖工船,形成12支总吨位突破1000万吨的深远海养殖船队。今年1月,一位从事深海养殖的国企相关负责人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,现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收到的大型养殖装备订单增多,想要建深海网箱,企业需要排队。
 
  多年来,人们在市面上见到的大多数人工养殖的海鱼、虾蟹等海鲜,主要在近海养殖。但高密度养殖,造成海水严重富营养化,鱼类病害频发,品质下降,因此,无论国内外,都将水产养殖的目光投向了深远海。水产养殖专家、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董双林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提到,中国是最缺淡水的国家之一,提高中国内陆水产养殖产量的途径受限,近海养殖又接近其承载力极限——养殖面积已占1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总面积的40%左右。因此,中国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离岸、远海,是大势所趋。
 
  发展深远海养殖,也事关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。2023年8月,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,水产品是重要农产品,能够增加食物总量,缓解主粮和畜禽产品供给压力。水产养殖发展的潜力主要在深远海。
 
  2023年6月,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,对深远海养殖进行了明确界定。深远海养殖装备主要包括重力式网箱、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、养殖工船等。为区别于近海养殖,鼓励发展养殖水体在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远海养殖渔场。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、养殖工船原则上布设在离岸10公里以上或低潮水深不小于20米的海域,重力式网箱则要布设在水深不小于15米的海域。
 
  相较重力式网箱,桁架类网箱、养殖工船要具备更强的抗风浪能力,能实现规模化、集约化养殖,因此建造成本远超普通重力式网箱。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关长涛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目前,普通的重力式网箱建造技术相对成熟,小型网箱造价不超过10万元,规模较大的项目建造成本为不超过百万元,相比之下,桁架类深海网箱,要能抗15级乃至17级台风,造价都在千万元级别甚至更高。
 
  公开资料显示,“深蓝1号”的造价达1.1亿元,“国信1号”的造价为4.5亿元。因投入成本高,目前多是一些大型央企、国企,以及少部分民企参与建造和运营深海养殖大型装备。
 
  多位水产养殖专家提到,发展深远海养殖装备,要考虑公共效益,还须算好经济账。一个关键的衡量标准,是看单位立方米的造价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装备工程技术首席科学家郭根喜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他总结过去10年的养殖经验发现,参考目前中国深远海养殖的品种和水平,养殖系统装备每立方米造价1000元,是一个临界点。如果超过这一临界点,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经济效益就会很低,甚至亏本。
 
  “1000元是怎么来的?假定一个装备每立方米每年能产30公斤的鱼——这已经是很高的单位水体产量,现实中许多装置每立方米只产鱼约15公斤——再假定每公斤鱼捕捞现场卖给流通运营商的价格是50元,这意味着每立方米的产值约为1500元。如果平均利润率是15%~25%,造价超过1000元,就意味着很难运营下去。”郭根喜进一步解释。
 
  “深蓝1号”每立方米的造价为2200元,“国信1号”每立方米的造价为5625元。郭根喜指出,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桁架类深水网箱项目中,只有两个大型桁架类网箱的单位立方水体造价没有超过1000元,分别是广东的“德海系列”和福建的“海峡1号”,后者因网衣破损等原因暂停运营,其余国内的大型桁架类网箱成本都超过2000元,“未来如何长期运营,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”。
 
  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长期从事海洋经济研究,曾主持青岛市2035年海洋发展远景规划。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到,“养殖工船的模式,虽然能躲避台风等自然灾害,但市场风险照样存在。”养殖工船是一种深海养殖的探索模式,但这走的是高能耗、高成本模式,即使不谈投入成本,收益能不能平衡运营成本也是问题。他分析称,不同于传统的近海养殖,船运生产生活物资成本高,还要解决养殖工人的食宿问题。此外,为隔离病源、提高成活率,养殖工船要从几十米的海水中取水,一天24小时不间断换水,这一切要靠传统的柴油发电驱动,不仅昂贵、补给困难,还会产生废气、废水、噪声等污染。
 
  中国和挪威的深远海发展路径有所差异。挪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,已成为全球三文鱼第一大主产国,产业链完整且成熟,盈利模式远高于其他国家。“挪威是先有养殖品种(大西洋鲑)和其完整的产业链,再去建造适宜的养殖设施,我们国家目前的深远海养殖大都是先造出养殖设施,再去选品种、找品种,产业链后端市场在哪里并不很清楚。”关长涛说。
 
  在国内,董双林最早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的设想,他带领团队通过产学研合作,建成了“深蓝1号”。在此之前,董双林联合相关团队曾研发出排水量为3500吨的养殖工船,在黄海冷水团附近养三文鱼,但一算账,养殖成本太高,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,他们很快放弃了这一模式。董双林介绍,国外已有研究表明,网箱养殖是成本最低的养殖模式,工船的养殖成本很高,国际上除中国外,其他国家均没有养殖工船在运行。
 
  即便是积极探索深远海养殖的挪威,也只是让少部分先头部队探路,积累经验和技术。截至目前,挪威仅推出两个大型养殖装备,“Ocean Farm 1”和“HAVFARM 1”。后者由挪威Nordlaks公司设计,2020年在中国烟台中集来福士建造完毕。它外形像船, 长385米,实质上由6座独立的深水网箱组成,有效养殖水体高达40 万立方米,可养殖1万吨的三文鱼,并配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三文鱼自动化养殖系统。
 
  降低成本至关重要
 
  专家指出,现阶段国内深远海养殖发展面临的一个矛盾是,装备往往投入巨大,如果养殖价格不高的“大众鱼”,成本和收益便无法成正比;如果养殖高价格的海水鱼,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得起。
 
  2022年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鸣曾撰文《发展大规模深远海养殖——问题、模式与实现路径》,其中谈及对深远海养殖的理解,“深远海养殖的目标,是要为人类创造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,而不是一种生活奢侈品”。
 
  中国深远海养殖尚未像挪威一样,形成主导海水鱼品种。挪威大西洋鲑养殖起步于1970年代,主要分散在近海峡湾,海上养殖场几乎覆盖了挪威的整个西海岸线。在政府引导和鼓励下,经过近半个世纪,挪威三文鱼养殖不断向规模化、集团化发展,形成以萨尔玛、赛马克等十大集团为主的市场格局,并建立从种苗繁育、营养与饲料、成鱼养殖、海上服务到增值产品的完整产业链。在此基础上,近10年来,随着近海水域开发饱和,挪威三文鱼养殖企业开始朝着深远海方向发展。
 
  相比之下,中国海水鱼的养殖基础比较薄弱,整体仍以家庭式分散经营为主,养殖品种多样,科研和技术投入也难以聚焦。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2022年海水鱼养殖产量为192.56万吨,仅占所有海水养殖产量的0.08%。2022年,中国深远海养殖产量为39.3万吨,占海水鱼类养殖产量两成以上。胡振宇曾与国内一些深海养殖的运营机构沟通发现,大家对养什么鱼、到底要面向哪一个层级的市场、市场接受度如何,“心里也没有底”。
 
  目前,国内企业往往选择养殖经济价值更高的鱼,以抵偿高投资和高养殖成本。关长涛介绍,国内受南北气候影响,不同区域养殖的海水鱼种类有所差异。南海区的深远海养殖装备,主要养殖卵形鲳鲹和军曹鱼,东海区主要养殖大黄鱼,黄渤海区的装备和养殖品种多,暂时未找到非常合适的养殖品种。除此之外,“深蓝1号”、今年1月出坞的山东财金“海上粮仓壹号”网箱,养殖的是近岸海域无法养殖的三文鱼。“国信1号”现阶段主要养殖大黄鱼,国信集团相关负责人曾解释,养殖大黄鱼是综合考虑种质资源、市场接受度、价格等十余项因素后的结果。此外,这一选择还有一定实验意义,大黄鱼是最难养殖的海水鱼之一,“我们决定先从最难的开始突破,来验证养殖工船的可行性”。
 
  关长涛支持选市场规模较大的鱼,而不只是哪种鱼价格高就选哪种。他解释,理想的品种是价格高、市场大,但现实中两者往往是矛盾的,价格高的鱼,消费市场比较小。为避免深远海养殖新增加的产能对已有市场和价格带来较大冲击,他认为,可以从目前产量前几位的海水鱼品种中选择。此外,养殖企业还可以直接利用现有产业配套条件和较为成熟的产品市场,降低深远海养殖的生产风险。
 
  但深远海养殖产品完全同质化,价格上很难和近海养殖竞争。“以大黄鱼为例,浙江、福建沿海也在养殖大黄鱼,成本低,他们可能只卖20多元一斤,但‘国信1号’养的大黄鱼品质虽好,卖到50元一斤,大多数普通人可能尝不出来区别。”关长涛说。
 
  此外,名贵的鱼,往往养殖难度也很大。以三文鱼为例,目前“深蓝1号”“海上粮仓壹号”养殖的三文鱼,苗种仍依赖于进口。三文鱼的养殖目前采用“陆海接力”模式,鱼种先在淡水繁育生长,经过盐化后,再送往海水中生长。一条三文鱼,从幼苗成长到能上市,大约要三年。但“在海上养殖的时间多一天,风险都呈指数级增长”,郭根喜提到。正因如此,一些专家建议,不能一味追求“名特优贵”的鱼品,而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。
 
  国内深远海养殖还处于产业发展初期,在郭根喜看来,现阶段谈论产品如何影响普通人的餐桌,还为时尚早。要实现这一目的,更重要的前提是,深远海养殖能普遍实现收支平衡并盈利,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,“某一个案例成功,不代表所有项目都能成功”。
 
 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,业内需要探讨,如何通过降低装备造价或提高产能,降低深远海养殖成本。就单个网箱而言,一定容积范围内,网箱容积越大,单位容积造价越低,经济效益越好。目前,多数项目仍处在试运行阶段,未能达到设计产能。
 
  事实上,并非所有鱼类都适合高密度养殖。董双林提到,以大黄鱼为例,养殖密度越高,更容易出现病害,目前从养殖技术上还不能解决这一难题。郭根喜补充道,在中国香港、挪威等地,当企业申请养殖海域许可时,政府会考虑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,限制装备的养殖规模和养殖生物承载量,特别是核定的养殖生物承载量不能超过许可上限,旨在保护海洋生态和养殖海域可持续利用,这一点在中国内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。
 
  更多专家提到,装备造价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。比如深水网箱是否一定是越大越好?网衣破损后,鱼类逃逸,是目前桁架式网箱面临的主要问题。郭根喜认为,桁架类网箱规模越大,造价越高,带来的风险也更大。2018年“Ocean Farm 1”曾发生倾斜,造成约16000条鲑鱼逃跑,2020年又因网衣破损导致鱼类资源损失。2021年,萨尔玛集团暂停该项目,直到2023年4月才再次投入使用。养殖鱼类如果出现携带疾病,也会造成大面积传染,带来巨大损失。
 
  关长涛注意到,因桁架类深水网箱造价过高,一些有意愿的民企望而却步。在关长涛看来,“深海网箱是否需要那么粗的钢架?是否都必须要按照抵御15级乃至17级的台风标准设计?在一些正常海域,设计的安全系数应多大,未来行业可以研究和优化装备的设计方案,怎么能既保证安全,又把造价降下来。”郭根喜建议,行业可以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,探索出一种通用的深水网箱装备模块,适合在不同海域使用。“就像船舶一样,确定型号后,装备制造业可以制造通用的零件,形成一套生产标准,有助于装备生产成本的降低。”
 
  从长远来看,深远海养殖项目想要盈利,仍需依靠全产业链的完善。胡振宇提到,即便某一类深海养殖装备的养殖规模增加,这也只是养殖一个环节。如果产业链其他环节的现状不变,饲料、养殖人员等肯定会供不应求。如何将上游育种、饲料、冷链物流、分销、跨境电商等多环节更好整合,仍值得探索。
 
  现阶段,国内主要是通过养殖装备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。据报道,2019年,国信集团收购并改造运营了国内产量最大的陆基三文鱼养殖基地,又通过资本运作和上下游产业整合的方式,先后在陆基养殖、深远海养殖、种苗繁育等环节完成布局。也有团队在探索完全不同的模式。相较于单一企业建造深远海养殖项目,林鸣团队提出“阳江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”的概念,即在广东阳江海域,政府投资建造上百个巨型钢圆筒,抵御16米的波浪。在圆筒围成的超大型养殖基地,更多养殖企业和渔民参与其中,规模养殖低价鱼类。由于规模足够大,这一模式也可以与风电融合。
 
  在胡振宇看来,大企业参与是好事,但靠单一一家公司来垂直整合产业链,并不现实,需要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,通过政策引导,吸引更多产企业参与进来,整合全产业链,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“渔业在全世界都是受政府补贴的行业,但补贴后,一定要让它有盈利空间,形成新的产业生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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